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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裔文學中的中國文化形象
        2007-03-09 來源:《北京頻道》

         
         
           
         
         
         


            作為當代著名的美國華裔女作家,譚恩美(Amy Tan)推動了美國亞裔文學熱促進了中國文化在美國的影響。其代表作《喜福會》(The Joy Luck Club)(1989)因從中國人的獨特視角細膩而傳神地刻畫了母女關系而使她成為了美國文學界的一顆新星,作品榮登《紐約時報》 1989 年春季的暢銷書排行榜,并連續 9 個月保持榜中之位,同時該書獲得了 “ 海灣區書評最佳小說獎 ” 和美國圖書館聯合會頒發的 “ 青年讀者最佳圖書獎 ” 。譚恩美的作品中鮮見直接沖突,她關心的是華裔社會中的種種關系,其中包括家庭關系,男女關系,女性之間(尤其是母女之間)的關系等等。通過這些關系的探究,她再現了美國華裔女性及其后代的歷史和生存現狀。小說中的兩代華裔女性大多掙扎在東方信仰和西方的價值標準、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之間的矛盾與沖突中,不斷努力尋求自己的身份與位置,并用生理與心理傳承自己的文化價值。而這一切,在她的第二部作品《灶神之妻》中,得到了更為充分的體現。該作品一經發表,便獲得普遍好評,成為學術界關注的又一熱點。

          《灶神之妻》是關于一個年長的華裔女性移民向全然浸潤在美國文化中的女兒講述她在中國解放革命前痛苦而壓抑的生活,尤其是被夫權壓迫,失去自我與尊嚴的一段歷史。母親口中的中國舊社會婦女忍辱負重的態度令美國女兒不解與疑惑(當然,也令美國讀者對于一個他們不知的東方世界產生了莫大的興趣與關注)。女兒與母親的最終溝通的表面形式下,是作家試圖用作品讓中國形象和文化與西方進行溝通。

          小說的題目就是一個中國文化形象的典型再現:灶神是一個中國的民間傳說,一個背叛、壓抑了妻子的男人竟被錯誤地敬為神靈,來保佑中國百姓家的興旺,本身對于中國婦女來說就是一個絕妙的隱喻,是對長期以來婦女不帶任何懷疑地俯首于權力與綱常的諷刺。

          譚恩美在接受《紐約時報》的采訪時,談及這部小說,也認為,她創作的目的主要是 “ 想弄懂壓抑之下的生活是如何的,人們的恐懼是什么,被迫采取的反應又是什么。 ” 真實,她作品中最突出的是中國婦女的形象,她們用反抗來要求自己的尊嚴,她們移民美國是為了要擺脫痛苦的過去,無性或無愛的婚姻。小說的引人入勝(尤其對于西方讀者)之處,就是譚恩美巧妙地將那段她所理解的中國歷史、神話、迷信與美麗的文本交織起來,如同傳統中國絲綢上的織錦藝術。

          姑且不談中國文化形象在作品中的失真程度,小說題目暗喻了一個中國神話中的為自私丈夫犧牲了時間、精力與自我的無私女性,結果那個自私的丈夫卻成了灶神,然而女人卻被人遺忘。譚恩美筆下的中國是一個在工業革命之前濫用權利、忽略人權的落后國家,婦女的地位低下,全然沒有質疑態度與反抗精神。母親最后在美國父親的愛情之下,逃脫了前夫,作出了最后的反抗。

          其實,《灶神之妻》在美國的暢銷與成功本身也帶有西方讀者對 “ 他者 ” 的審美趨向。他者的含義有二:其一是東方的話語,其二是女性的話語。因為女兒(即受純西方文化熏陶的黃皮白心人)的敘述中,真實地滲透了西方優越、文明、進步,而東方神秘、迷信,甚至落后的偏見。并且,由于小說的書寫對象又是西方人,因此,對于母親們的敘述話語,西方讀者極可能 “ 將其中所描繪的異國風情當作一種落后、野蠻文化的遺跡來獵奇。 ”

          許多海外華裔作家已經進入了對方的主流文化,但是他們對于中國文化形象的創造與作品中的形象展現,往往是以符號形式,而不是以物象的形式來達到的。這里有許多復雜的原因,其中之一是因為他們自身因為家庭演變,歷史、教育等原因,對中國文化了解甚微,常常是以 “ 道聽途說 ” 或 “ 回國探親旅游 ” ,或家庭長輩(往往以女性擔任這樣的文化載體角色)口耳相傳的敘說方式來間接接觸的。中國在西方人的心中,往往是閉關鎖國,思想狹隘,有著一貫的靜止和保守,乏味而缺乏獨創力,并且形式多于內容,多禮節客套,有些整個民族千面一人的感覺。

          同時,海外華裔的心態也很微妙,因為他們的特殊身份使他們的話語系統既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社會,又與中國本土大相徑庭。在《灶神之妻》中,有許多中國文化形象的再現,比如中國舊歷除夕的過年方式,中國的 “ 媒妁之言 ” 的求婚與戀愛方式,性文化通過《金瓶梅》所傳遞的概念,女性恪守婦道的形象,旗袍小褂、日常飲食、祈禱方式等等,都折射了中國的文化形象。在許多的華裔文學中,中國的創世神話和英雄傳統就如同希臘古老文化對于西方一樣,會自然地出現在作品的角角落落。很多古典作品中的人物,如關公、諸葛亮,甚至是孫悟空都會成為華人為之驕傲的精神領袖。因此,華裔作品中的人物,或多或少會講幾句哪怕是不怎么地道的中文,或對或錯地引用中國的典故與著作,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唐詩宋詞和神話傳說,甚至是迷信,使中國文化形象在美國得到傳播,其作用是任何中國本土作品或華文作品所不能比擬的。由此可知,華裔文學對于中國文化形象的推廣有著極大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華裔文學可以啟發人們采取“ 互為主觀 ”的認識方法。在今天的文學研究中,雖然研究對象常常是英美文學作品與文論,實際上,作為中國的學者,我們不可避免地站在自己文化的角度,試圖去解釋中國文化思維中的外國作品,我們要迫切思考的,也是本民族的文化,要迫切解決的,也是自己民族的文化問題。并且,在這一過程中,很有價值的一點是,我們在外國文學中看到了“ 中國形象與中國文化 ”(無論扭曲程度如何)。于是,本民族作為他者被觀察和被投射,這種被看的意義非常重要。因此,只有如此,才能更好認識自己。中國古詩里都有 “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之說,那么突破我們視界的封閉,或許能發現許多曾經是盲點的部位,進行一些有益的思索。

          一個觀點,一種理論在另一文化系統中的作用,同它在母體文化中的作用是不一樣的,甚而連原意也會變形,導致了在很多華裔作品中,或者是在西方人展示中國文化形象的文本中,總是將儒家思想的社會功能給理想化或丑化,而這種轉化,實際是根據了他們的語言和心理,根據他們文化的思維方式來進行的。這種“ 西化”或“ 歐化 ”,有時不能簡單地看成是對中國文化的曲解,而是他們站在西方文化的價值系統中,對中國文化的一種蒸餾。而這樣的蒸餾,也同樣會反映在我們的本土文學創作之中,因為這樣的過程,是文化交融匯合的環節,只有用這樣的態度,異質文化才能進入自己文化系統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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