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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文明?
        2007-12-26 來源:《戰略與管理》

         
         
           
         
         
         


        一、什么是文明?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從經濟學角度看,文明具有下述兩個性質:(1)它認為合作 (1) 比不合作要好;(2)它從多次博弈的結果來計算成本和收益(盛洪,1993)。第一個性質說明,文明是一種解決人們之間沖突的方式,而沖突的解決會給人們帶來新增的福利;第二個性質既可以說明文明是如何形成的,又可以解釋為什么人們會遵循文明的規則。只有對經常發生的事情才有建立規則的必要,同時只有互動(即針對對方行為而對自己的行為作調整)才能使一人的行為后果充分展示,因為一個人的成本和收益不僅取決于他本人的行為,也取決于與他打交道的人對他行為的反應。多次交往才能形成互動,才能給人以 “ 合作能增加利益 ” 的經驗,才能形成文明之規則。由此形成的文明規則也并不是對每一個當事人、在每一次博弈中都有好處,只有從整個社會角度看、在多次互動的意義上才是有效率的。如果孤立地看待一次博弈,我們就無法解釋為什么有時候人們寧愿遵循對他們暫時有損害的規則。

          從這樣的理解出發,我們可以斷定,文明的主要內容是人與人的關系,它在很大的程度上決定人與自然的關系,正如 李慎之 先生曾經指出的那樣(李慎之,1994)。因此,技術(即人們利用自然的方式)的發展水平并不是文明程度的指標,所謂 “ 現代物質文明 ” 不是上述意義上的文明。我們還可以斷定,文明就是用和平的方式來解決過去用武力解決的人與人之間的沖突。文明的本質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所以 龐樸 先生所言 “ 文明不沖突 ” (龐樸,1994),確是不謬。

          由于文明形成于具體的時空,就必有形成的成本。在空間上,距離是文明形成的障礙;多次博弈從而獲取經驗則需要時間。因此,文明的形成是由近及遠、從小變大,在任何時點上,它總有邊界。由于文明的形成是特定的人之間的互動,構成文明的習慣傳統、規章典藉以及文化觀念中,必包含了這些特定的人群的稟賦及其環境的全部信息。又由于在不同的地區和不同的人群之間,存在著環境和稟賦上的差異,所以作為解決人類沖突方案的文明,就表現為多種不同的具體形態。正是這些不同形態的文明,構成了湯因比等人研究的基本單位。

          一旦文明具體地形成,它就會帶來一些與它的本質不相吻合的問題。我們知道,文明是一群人之間多次互動(博弈)的結果,遵從文明的規范往往不是出于一次、兩次的互動的成本-收益分析,而是出于習慣。對于被文明教化了的人群,這種遵從的習慣對人們的行為的影響,比個別次的成本-收益分析更強烈;蛘哒f人們認為,文明的規則比一、兩次個別事件的利害得失更為重要。例如,人們不因市場價格對自己的不利變動而拒絕遵從市場規則,也不因一、兩次訴訟失敗而不承認司法程序。之所以這樣,是因為人們知道,文明規則會在長期中和整體上給社會以及自己帶來利益。

          然而當兩種不同的文明相遇時,對一文明實體有益的文明規范卻有可能對另一文明實體有害。在更多的場合中,一文明的規范并不真正對另一文明實體有害,只是由于不同,習慣于遵從一種規范的人會自然地抵制另一種文明規范。于是發生了沖突。這種沖突首先是規則上的沖突,而不是個別的利益沖突。前者的強烈程度往往比后者大得多。這是因為一文明的規范既然是從一人群中通過長期互動生成的,它必然具有導致該人群社會福利最大化的價值。對一文明規范的捍衛,就是對該文明實體(或曰民族或社會)整體福利的捍衛。這樣,文明在它覆蓋下的人群中帶來和諧,卻在它之外導致更大的沖突。由于規則上的沖突,由于這一沖突背后的利益沖突,必然要導致更大的利益沖突。因為規則的較量是以實力為后盾的。然而到這時,文明的沖突已經發展到了與文明的本質相悖的地步。因為文明本是解決沖突的方式。如果認為可以用武力來消滅其它文明規范,這種想法本身已經是不文明的了,這種作法內涵的規則不能構成文明的規則。這句話的含義是,即使武力統一文明的作法可以成功,這種規則本身也終將會被淘汰,它不可能作為一種穩定的文明規范而長期存在。我將在后文中詳細討論這個問題。

        二、為什么社會達爾文主義不能評判文明的優劣?

          由文明的性質,我們可以推論,文明的發展或文明程度的提高,會使人們越來越少地通過武力、而越來越多地通過和平方式來解決他們之間的沖突。這就使得文明的民族或國家越來越少地將資源投資于武力,越來越少地對使用武力的技術方式和組織方式進行改進,也逐漸喪失尚武精神。這樣,當她面對文明程度較低的人群時,即面對較多使用武力解決沖突的民族時,就可能處于劣勢。在更多的情況下,它們之間的戰爭就有可能由不太文明的一方獲勝。

          社會達爾文主義將弱肉強食的法規從自然界搬到了人類社會,很容易得出 “ 存在下來的、或獲勝的文明是優秀的文明 ” 的結論。這一理論忽視了人與動物界的重要區別。第一,動物沒有人這樣的談判能力,因而不可能形成文明;第二,動物也沒有人這樣的改進武力方式的能力,因而不可能主動地改變武力上的均勢,使武力的使用升級。上述的討論告訴我們,文明的發展會使人們喪失武力上的優勢,這恰恰是文明所帶給人們的和平紅利。但在文明發展落后、武力卻有相對優勢的民族面前,卻有可能被擊敗。在歷史中,蠻族入侵、并戰勝文明民族的例子屢見不鮮。因此,文明實際上是存在于囚徒困境之中。

          表中的甲、乙兩方代表兩個不同的文明實體。其中一方文明程度較高,傾向于用和平的方式解決沖突,較少地將資源投入于武器的生產和改進;另一方文明程度較低,傾向于用武力解決問題,較多地將資源投入于武器的生產和改進。當一方采用和平的策略,而對方采用戰爭的策略來解決它們之間的沖突時,結果是顯而易見的。這時,是文明程度較低、而不是文明程度較高的一方會在沖突中勝利,因為較為優秀的、但較少軍備的文明更有可能在戰爭中失敗。不僅如此,如果還有下一輪的博弈,軍備較少的一方也開始擴軍備戰,世界將更多的資源用于武力,即人類的互相殘殺。在世界上增加了更多的殺人武器的同時,人們只能享受更少的物品;ハ鄬χ诺拿褡寤驀乙捕紩纱硕鴾p少總的福利水平。更何況這些武器歸根到底是用來殺人的。喪失生命,談何福利。更為重要的是,擴軍備戰違背了文明的基本性質:合作。在軍備競賽中,優勢只有相對的意義,即只有在這方面投入更多的資源,才有可能比對方略勝一籌。這使得軍備競賽的各方對生產和改進武器的投入從長期看是沒有上限的。它甚至不能導致囚徒困境中的不合作均衡,因為任何一方在武器數量上的增加和技術水平的升級都會打破已有的軍備均衡,使不合作的程度不斷提高。遵循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規則、崇尚在這一規則下的勝者,最終會導致全球人類社會的崩潰。因此,用于解釋自然界的達爾文主義不能評判人類文明的優劣。它往往使人們作出相反的判斷。如果把武器作為一種殺人工具或殺人技術的改進當作是文明進步的標志之一,顯然違背了人類文明的基本精神。從大刀長矛到核武器的發展,不能作為人類文明的線索,只能被看作是人類野蠻的一面的發展,盡管這種發展和現代科技相關聯。

        三、近代以來西方文明擴張的性質

          用上面的結論,我們可以回顧一下近代史,并得出與傳統解釋迥然不同的解釋。一種傳統解釋是,西方近代以來的勝利是依靠市場競爭規則的勝利,是自由貿易的勝利,而它的軍事上的勝利則是先進文明戰勝了落后的文明。仔細翻閱一下歷史,就會發現,西方人對其它文明的勝利幾乎沒有一項是依靠和平的貿易實現的。對印地安人和黑人,他們的方法是暴力和屠殺;對阿拉伯人,他們的方法是奴役;對中國人,他們的方法是鴉片和堅船利炮。這幾乎都是武力的功勞。當然,對于與中國的這段沖突,西方主流的歷史學家爭辨說,鴉片戰爭是為了自由貿易,鴉片只是和這場戰爭 “ 偶然相關 ” (馬士,1957)。是西方打開了中國市場的大門。但是只要看一看歷史事實,就知道并非如此。鴉片貿易起源于英國在中英貿易中的巨額逆差的背景下,它的直接目的是彌補貿易上的逆差。但是鴉片是一種特殊的商品,從當時英國本國禁止來看,從現在世界大多數國家禁止毒品貿易的情形來看,它是應被排除在自由貿易原則之外的少數物品之一。從世界禁毒史的角度看,虎門銷煙決不是只在中國本土才有意義。中國當時把禁煙與貿易掛鉤,其合理性絕不在把知識產權與貿易掛鉤之下。英國發動鴉片戰爭,其直接目的是為了鴉片貿易的利益。從英國索取的戰爭賠款中包括被銷毀的鴉片的價值來看,從后來與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中使鴉片貿易合法化的事實來看,談何自由貿易!歷史資料表明,當英國 “ 為自由貿易而戰 ” 的時候,英國的平均進口關稅率在還高達30%以上(彼得.林德特等,1985,第254頁),而同時中國的主要進口商品的官方關稅率多在5%以下,實征也在20%以下(馬士,1957,第348頁)。即使在鴉片貿易合法化的條件下,英國人也沒有在自由貿易中取勝。除了鴉片戰爭后短暫的幾年,直到1888年以后,中國的對外貿易才從順差變為逆差(鄭友揆,1984,第17頁);而直到1890年以后,鴉片才從進口物品的第一大宗變為第二大宗,英國工業革命的主要優勢產品棉紡織品才成為第一大宗進口物品(鄭友揆,1984,第23頁)。更加上在這期間,中國的海關權又落入西方人之手,中國被迫給予所有西方列強 “ 最惠國待遇 ” ,只對進口物品征收5%的關稅,并還經常減免稅賦。但出口物品并不能享受對等的待遇。中國喪失了用海關來保護國內經濟的主權。而在同時,歐洲大陸盛行著貿易保護主義(克拉潘,1986,上卷,第592-3頁),李斯特的學說也在德國應運而生(夏爾.季德等,1986,第309-28頁)。這種學說宣稱,工業發展的后進國家,可以理直氣壯地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直到二十世紀法國對絲稠征收的進口關稅還高達80%(趙淑敏,1982,第59頁);在號稱實行了自由貿易以后(1850年以后)的英國,對絲綢制品的關稅仍高達15%(克拉潘,1986,上卷,第613頁;中卷,第15頁);在整個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美國的平均進口稅一般都在20%以上(彼得.林德特,1985,第253頁)。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開始垮掉了。其原因,一是鴉片,二是戰爭賠款,三是不公平的貿易關系。這導致人民經濟收入減少,稅賦加重,內亂滋生,國家貧弱。中國文明的衰敗并非自由貿易之過,而是不平等的貿易關系之過。

          因此,西方在近代的興起,與其說是依靠自由貿易,不如說是靠堅船利炮。在西方在世界上占據優勢以后的數百年間,真正通行的規則不是自由貿易,而是 “ 武器先進者勝 ” 。在近代以來的中、西沖突中,西方文明實際上是傾向于用戰爭解決問題的一方,而中國文明是傾向于用和平方式解決沖突的一方。仔細觀察一下中國與西方文明的形成過程,就可以知道,這正是中、西方的本質區別。中國自秦漢以后的大多數時間里一直是一個統一的國家,而歐洲自羅馬帝國衰落以后就基本上處于分裂狀態。國家統一,自然戰事較少;國家強大,也少有與之抗衡的周邊國家。較少戰爭,也就無需軍備,尚武精神也漸失落。以至梁漱溟先生稱中國在概念上是一個 “ 無兵的國家 ” (梁漱溟,1992)。而在歐洲,國與國對峙,戰爭不斷(保羅.肯尼迪,第37-171頁),也就有改進武力使用方式的需求,并一直保持著尚武精神。這兩種文明相碰,怎能在武力上勢均力敵。因此,西方的勝利并不意味著 “ 先進文明戰勝了落后的文明 ” ,也不意味著文明的勝利。

        四、死而復生:文明的創立

          自由主義經濟學一直認為,構成文明的制度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它是人們互動的合乎邏輯的結果;博弈論則證明,多次重復的博弈可以導致人們之間的合作。這符合大多數情形,但不能覆蓋所有事件。博弈論的理論假定,人們會在多次博弈中,獲得有關 “ 不合作會帶來損失,合作會帶來利益 ” 的經驗,從而根據經驗最終選擇互相合作的策略。如果博弈雙方中有一方已經知道合作的好處,但對方不知,博弈論推薦的最佳的策略,就是 “ 一報還一報 ” 的策略。即選擇合作的對策,但當對方不合作時,就采取不合作的對策,直到對方也采取合作的對策。我曾根據博弈論編制過一個計算機模型,并在計算機中進行過驗證。我發現,在大多數情況下,多次博弈會導致雙方的最終合作,但也有時導致雙方永遠不合作。因此,多次博弈并不必然導致合作,因而文明似乎也不必然地從互動中自然而然地產生,F實與博弈論假定的一個重要區別是,人的壽命是有限的。從經濟人的角度出發,多次不合作的博弈可能會覆蓋人的一生,并且有時一次博弈的代價太大,如果自己采取合作對策而對方不采取,就有可能會付出生命的代價。這種結果不可能使具體的個人,將 “ 合作比不合作好 ” 的經驗用于策略的改進。就經濟人來說,一個人可以尊從規則而不計一時的得失,但不能不計一生的得失。 “ 一生 ” 既指一生的時間,又指全部生命。當一較小的人群中初級的文明形成以后,問題就更為嚴重,因為不同初級文明的互動就表現為規則(習俗、文化等)的沖突,根據前面的討論我們知道,這一沖突將比個人之間的利益沖突更為激烈。較大的和較高級的文明的形成,就是在許多級初級文明的基礎上的形成,文明越是高級,就越會在其形成過程中遇到更為激烈的規則之間的沖突,其形成的過程的次數也就越多、時間也就越長,就越有可能在形成過程中夭折。換句話說,越是高級文明,越會在其形成過程中遇到使得多次博弈中的 “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 的策略無法生效的損害或災難,其出現就越是偶然。

          仔細考察一下當今世界的主要文明,我們就可以發現,在它們的形成過程中,都有一個 “ 復活 ” 的階段。在西方,有基督的復活;在中國,有孔孟精神的復活;于佛教,有涅磐之說;《古蘭經》中也有 “ 復活 ” 的概念。所謂復活,就是死而復生。從博弈論的意義上講,死,就是參加博弈的個體在生命形態上消失了。在對應的歷史中,就是創立文明的關鍵人物為了文明的形成寧愿選擇 “ 死 ” 這一對策。這是因為,以 “ 死 ” 為最后界限的經濟人的對策,已不足以使高級文明形成。只有以身殉道,才能在規則的沖突導致的巨大災難之后,使人們最終認識到,創立文明的關鍵人物所殉之道,實是避免災難、解決沖突、給各方帶來利益增量的有效方案。在這時,更為統一、更有調解沖突智慧的、更具包容性的原則才被普遍接受,新的、更高級的文明由此誕生。因此,文明的形成,尤其是高級文明的形成,必依賴于一種與 “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 不同的博弈策略,我這里稱之為 “ 死而復生 ” 。就其包含著 “ 死 ” 的選擇來說,就不能用經濟人的假定來解釋,就不能簡單地將文明歸結為 “ 自然而然 ” 地形成的。因此,復活,或者死而復生,不能不是高級文明形成的關鍵。

          如果說耶穌復活的故事是一個直觀的例證,孔孟精神的復活則更具有象征意義,更容易納入博弈論的解釋中?酌暇癯霈F于春秋戰國時期,在當時各國對峙的局面中,孔孟之道根本不可能被接受。因為強調 “ 施仁政、輕稅賦 ” 的理論,不可能使一國建立起足以在戰國中立足的軍備;堅持和平方式、反對戰爭方式解決沖突的策略,在重視耕戰的政策面前會不堪一擊。這和第二節討論的問題是一樣的。在戰國時期,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規則發揮了作用。但是,秦統一了中國以后,繼續采取了重賦稅、多徭役的政策,卻不象戰國時期那樣,可以從占領別國那里獲得戰爭的 “ 利潤 ” ,從而導致整個社會的災難、繼而導致秦本身的滅亡。在秦王朝廢墟中建立起來的漢王朝,充分吸取了秦二世而亡的教訓,并且由于中國的統一、戰國局面的消失,也無需再繼續采取重賦稅和多徭役的政策,在這種背景下,以孔孟哲學為主的,包括老莊、墨子等主張仁愛、無為的文化精神,以及輕賦稅、少徭役的國家政策復活了,或者說是第一次被真正接受了,并且在以后主導中華文明達數千年之久。這就是孔孟精神死而復生的故事。依孔孟的才智,當時提出他們的主張的時候,就明知在那種背景下是實現不了的,但他們選擇的是 “ 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 的態度,也就是選擇 “ 死 ” 的態度。盡管孔子自己曾提出 “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 的主張,很類似于 “ 一報還一報 ” 的策略,但他自己實際實行的是老子所說的 “ 以德報怨 ” 的原則,盡管當時的社會有怨于他,也要有德于社會,提出天下大同的理想。正是孔孟的 “ 死而復生 ” 的策略,造就了中華民族的高度文明。

        五、為什么西方文明不能救世界?

          前面的討論指出,西方在近代對其它文明的勝利并不是自由貿易的勝利,即不是和平的平等、自愿、公平原則的勝利,而是 “ 武器先進者勝 ” 規則的勝利,即非文明規則的勝利,所以從文明的本質來說,西方人把世界帶入了一個沖突更為劇烈的情境之中。這一情況離在全球范圍內化解和消除沖突的目標更為遙遠。

          關鍵在于,自1840年以來,即從西方人對其東方文明的主要對手---中國的劃時代的軍事勝利以來,西方的主流文化一直沒有意識到,鴉片戰爭所奠定的規則,武器先進者勝,一直主宰著世界各國、各文明之間的游戲規則。在這之前,這是在歐洲以及在周邊國家通行的規則。這種規則很類似于中國戰國時代的規則。所不同的是,沒有一個國家象秦那樣統一了歐洲,也沒一個劉邦(如湯因比所說)在統一的基礎上實行仁政(湯因比與池田大作,1985,第294-5頁)。歐洲各國在相當長的時期里勢均力敵。這使得它們在賦稅率方面比統一了的、又少周邊之患的中國高出一個層次,用于對軍事力量的投資。戰爭賠款制度使得這一投資有可能得到回報,前提是要打勝仗。從短期看,軍事力量的優勢可以通過提高賦稅率來實現,但如果這一提高不能馬上帶來軍事上的勝利、以及相應的 “ 利潤 ” ,高賦稅最終會拖垮一個國家。為了避免這種結果,又要滿足高額軍費,政府借款制度發展了起來,戰爭從而被看作是一項有風險、但獲利頗豐的投資(肯尼迪,1988,第90-102頁)。因此,從長期看,保持一個穩定的、可容忍的高賦稅率,建立支持戰爭的政府融資制度,而從技術上改進武器,或擴大本國的經濟規模,就是增強軍事力量的可行的途徑。

          較高的賦稅率、戰爭借款制度、較先進的武器和較大的經濟規模,就成為歐洲人向外擴張的基礎。其中在歐洲人互相競賽中發展起來的先進武器或堅船利炮就成為擴張中的關鍵因素。武器先進者勝或軍事力量強者勝的規則就從歐洲走向世界。這一規則在東方的成功使西方國家進一步擴軍備戰,使東方國家和其它民族不得不起而仿效。短短一、二百年間,不僅戰爭頻起,而且在進入二十世紀以后,連續發生了空前慘烈的兩次世界大戰。這兩次大戰都是首先在基督教民族之間爆發的。日本作為仿效西方的佼佼者,在其實現西方化稍有成效以后不久,就迅速地應用了武器先進者勝的規則,成為第二次大戰的主要戰爭魁首。更為重要的后果是,由于這一規則,各國擴軍備戰,將大量資源和最優秀的人材投入到武器研制上,世界非常迅速的從大刀長矛的時代進入到核時代。這是一個會導致人類滅絕的時代,它第一次使得 “ 戰爭無勝者 ” 的邏輯變得清晰透徹,使武器先進者勝的規則指向這一規則的發明者。但是,這一后果并未使西方主流文化猛醒,盡管出現過對鴉片戰爭以及西方武力霸權的批評,很少有人把鴉片戰爭和核時代邏輯地聯系在一起。在著名漢學家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國晚清史》中,鴉片戰爭仍是一個為自由貿易而戰的戰爭。中國人一直把鴉片戰爭當作國恥,但真正應該感到恥辱的是英國人。于中國,這是一次失敗的自衛;于英國,這是一次成功的犯罪。這也許是人類歷史中唯一的一次由一國政府公開用武力支持的販毒。在那以后,英國人一直在粉飾這一樁罪惡,并常以文明的領導者自居。但只要有一天英國人不自己來洗刷這一罪惡,西方文明就不能從本質上改進自己,也就不能為拯救世界于核災難之前做出自己的貢獻。直到今天,英國人早期的劣跡一直是許多罪惡的道德基礎,從日本軍國主義,到東南亞的金三角。在他們譴責現代的戰爭罪犯時,絲毫也沒有想到自己或許有什么間接的責任。在我看來,期望他們自省是太難了,就象期望在英國輯毒局門前看到林則徐的塑像一樣。

          其實,武器先進者勝只是西方文明的衍生的規則。西方文明的擴張性說明,它并沒有解決好它內部的利益沖突問題。這是因為,向外擴張是緩解和解決一人群內部利益沖突的最后方式。歐洲近代以來的向外擴張是減少歐洲國家之間戰爭、并使它們采取一致行動的重要因素,從殖民地、半殖民地中獲得的利益又成為緩和各集團利益沖突的重要的物質補充,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瓜分完畢、擴張遇到極限,又使得歐洲國家之間的關系再度緊張,最終導致比擴張以前大得多的戰爭。導致利益沖突的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資源,一是貿易。西方發展起來的科學技術以及相應的工業生產方式,使人們對地球上的不可再生資源過度依賴,在一定的地理范圍內,特定資源是有限的,這必定導致地理上的擴張沖動。當然,科學技術也可以使人們主要地依賴可再生資源,但市場規則并不必然地使人們不依賴不可再生資源。在另一方面,貿易雖然總的來講是能給貿易各方都帶來好處,但在任何特定的時期內,市場價格的變動會給某一國家的某一產業帶來好處的同時、給另一國家、另一產業帶來壞處。雖然充分競爭在理論上是一種理想狀態,但在充分競爭下,價格波動會更為劇烈。價格的調整是以大量企業在市場中失敗和工人失業為代價。因此自由貿易沒有一天在世界上、甚至是西方世界中真正實現。在今天,貿易磨擦仍是基督教諸國之間最主要的矛盾之一。人們越是遵從市場競爭原則,貿易磨擦越是激烈。這與其說是西方文明沒有解決貿易引起的沖突的方案,不如說西方文明本身就具有這種在其內部無法解決沖突的性質,它只有靠向外擴張一條路。但是如果其它文明都起而仿效這一文明規則,它只能加劇、而不能緩解目前世界面臨的利益沖突的緊張局面。試想一下,如果世界各國都象美國一樣地普及轎車,如果再多一些象日本一樣的非西方工業國,西方各國以至美國還會象今天這樣富足嗎?因此西方文明規則在世界的推行,不會緩解、只會加重世界各國之間的沖突,解決沖突的規則便又是武器先進者勝。

          所以,西方文明的規則只有在個別民族或國家實行、而其它民族或國家不實行時才(對實行者)有好處,一旦所有民族或國家都實行這一規則,就會利弊參半。近代西方文明對世界作出的重要貢獻,是高舉起市場經濟、自由貿易和民主的大旗。但是近一、兩百年以來西方國家的表現證明,它們仍把這些看來神圣的原則放在自己民族和國家利益之下。它們珍視的,不是這些原則,而是自己的優勢地位。但是天下沒有一種規則是保證一方永遠拿冠軍的。因此,當遵從這些規則會損害到自己利益的時候,它們就寧肯不要這些規則。前述中、西方在近代以來沖突的歷史就已說明了這一問題。近些年來,由于巨額的貿易逆差,美國先是對日本,后是對中國,采取各種手段要求實現貿易平衡。雖然在日本和中國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問題,美國的貿易逆差決不是這些問題完全可以說明的,有些(如人權)甚至是無關的。在美國的這種要求背后,是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更深層次,則是美國不愿接受貿易本身的規則所導致的后果。歐洲人也在提出,中國的工作日過長是不公平的,完全不顧及工作日的長短是由勞動力市場決定的這一事實。在民主方面,當阿爾及利亞的伊斯蘭拯救陣線在選舉中獲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后,西方國家默認了、甚至在后來支持了軍事當局的政變。種種事實證明,西方人只是在規則有利于他們時才遵從。美國人在談人權的時候,卻不介意做世界上最大的軍火商;西方人在為中國的復關條件規定緊的時間表時,從來也沒想過,當初怎樣拖延中國海關權的恢復達十六、七年之久(趙淑敏,1982,第26-37頁),英國政府在承認鴉片貿易是 “ 不道德的 ” 以后到完全停止這樁罪惡的貿易竟花了十年的 “ 過渡期 ” (鄭友揆,1984);歐洲人在提出工作日的要求時,從來也沒檢討過他們的先輩在鴉片戰爭以后把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的童工的產品輸往中國。從前面的討論我們知道,任何一種文明規則的維持,都要靠人們不計較一時的得失。若想在世界范圍內建立起各國都能接受的規則,就必須不能計較一國家一時的得失。西方國家的做法證明,它們真正的文明內涵還沒有包括在世界范圍內遵從市場、民主和自由貿易原則的內容。

        六、中國的 “ 現代化 ” 及其博弈論含義

          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的 “ 現代化 ” 就是西方化,用博弈論的語言說,就是接受西方人的游戲規則。在西方人的諸種規則中,中國人最為看重的、或者說不得不最為看重的恐怕就是 “ 武器先進者勝 ” 。因為中國人發現,自由貿易的規則只有在對等的條件下才有效率,而所謂對等的一個基本前提是要有海關的自主權。有此自主權,才能在貿易談判中用報復的威脅來阻止對方的貿易保護主義的行動。而保證海關權不喪失于他人之手的主要因素就是軍事力量。所以中國的現代化的核心內容,就是一個如何在軍事強國林立的世界中立足的問題,而不只是改善老百姓生活水準的問題。這其實本是西方國家(尤其是其中的 “ 大國 ” )現代化的核心內容,即如何用軍事力量來保證相對于他國的貿易上的優勢和資源上的優勢。這種認識用現在中國一句很通俗的話來說,就是 “ 落后就要挨打 ” 。在這里, “ 落后 ” 是指武器的落后,而不是指文明的落后。所以這是對 “ 武器先進者勝 ” 的同義重復:武器落后者敗。

          這一追求貫穿了整個中國近代史,從曾國藩到共產黨。洋務運動的目的, “ 富國 ” 是為了 “ 強兵 ” ;周恩來提出的 “ 四個現代化 ” ,其中心是 “ 國防現代化 ” 。為了這一目的,中國人幾乎改造整個民族的面貌。因為,先進武器是自由貿易的例外,不可能按照競爭市場的均衡價格購買到。所以要自己制造。要建立軍事工業,就要掌握西方人開創的科學技術,就要建立一整套重化工業體系。要學習科學技術,就要改變教育內容和體系;要建立工業,就要改變生產方式和社會結構。在民間的生產方式和社會結構沒有改變之前,為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的融資,就要靠政府提高賦稅率。這又會導致傳統的帝制的倒臺,新的政治制度的出現。由于市場制度不可能自動地選擇向軍工傾斜的產業結構,偏離市場制度的經濟制度就實際被人們接受。甚至中國的觀念上也作了重大的調整。當魯迅哀嘆 “ 中國人發明了火藥,卻用來做爆竹 ” 時,他忘了,如果中國人很早就用火藥做炮彈的話,世界恐怕早就進入了核時代。在付出了駭人聽聞的代價以后,中國人最終當上了世界第三大核國家。這一努力幾乎把中國拖跨。

          中國人自己能制造核武器的意義是什么呢?首先,這說明,按照西方人的規則玩游戲,中國人也有能力玩好;第二,按武器先進者勝這一規則進行的游戲發展到了更為危險的地步,因為世界核俱樂部多一名成員,就意味著多一部分資源不是用于和平目的,并且多了一個成員,就多了一個核博弈者,就會增加核談判和達成核協議的難度,就有更多的幾率導致核戰爭;第三,從中、西方沖突的意義上說,中國作為唯一的一個掌握核武器的東方國家,可以在核博弈中與西方國家進行同一層次的互動(盡管與美俄相比還差得很遠),假如中國是一個自覺的想實現非核文明的國家,則可以在此基礎上采取、或聲言采取 “ 一報還一報 ” 的策略,從而對消滅核武器是一個積極的因素。從中國政府一直主張的核原則來看,即:(1)不首先使用核武器,(2)為了防御,(3)目的是最終消除核武器,不能不說其中充滿了中華文化的內涵。第一個原則實際上是 “ 一報還一報 ” 的原則;第二個原則則包含了更高的含義,即不用核武器的優勢對無核國家實行核訛詐,也就是說,不對武器水平比自己低的國家或民族使用 “ 武器先進者勝 ” 的規則;第三個原則則表達追求更高文明規范的理想,即用和平的方式來解決各文明實體之間的糾紛(有關討論可參看林中斌,1992,第51-2頁)。

          盡管計劃經濟或許不是實現軍事現代化的最佳制度選擇,但軍事工業以及其后盾重工業的優先發展,顯然不能從自由市場經濟對資源的配置中形成,因而計劃經濟在實際上被中國人接受多少有其合理的內容。但計劃經濟給我們民族帶來的代價太大了。中國人之所以承受了這一代價,只能從近一、二百年來中、西方沖突的大背景中找到解釋。當軍事現代化的目標基本達到時,計劃經濟就更沒有理由存在了。改革的領導者如果不是有意識地、就是實際上順應了中國現代化目標的階段性的轉變。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就是在完成了 “ 武器先進者勝 ” 規則所要求的目標后,進而實行市場制度和自由貿易的規則。短短十六年,中國在這一游戲規則下也表現極好。人均國民收入年均增長9%以上。對外貿易額迅速上升,經常項目保持盈余,外匯儲備躍居世界前矛。

          中國在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規則下的成就,對世界文明有什么意義嗎?首先,這再一次證明中國同樣可以玩好這一游戲,也說明任何游戲規則下,總是有輸有贏;第二,中國在經濟和貿易上的崛起,加劇了對資源和市場的爭奪,使西方文明規則的負面影響加倍地放大,導致利益沖突的升級。在中國之前,已有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其中也有中國的一部分--臺灣)的崛起使西方諸國、尤其是美國的企業感到在資源和市場上的競爭壓力,中國的崛起將會把這種競爭的殘酷性推向極端,因為中國太大了,F在美國已經很警醒了,她對中國在貿易上的嚴厲態度說明,中國在對美貿易中 “ 過早地出現了大額盈余 ” 。第三,中國在經濟上的強大必然會反過來給中國軍事力量注入資源,從而導致世界軍事力量格局的變化,即中國又間接地在 “ 武器先進者勝 ” 的游戲中得了一分。對依賴于這一規則的西方諸國來說,盡管中華文化有其和平的聲譽,它們仍感到中國的威脅。

          中國的 “ 現代化 ” 的意義,從全球的角度看,就是它將西方文明的基本規則的后果推向了極端,使人們更清楚地看到,這些規則只有在單方面優勢(不合作)的情況下才對優勢方(不合作方)有利,它們不可能導致雙贏的結果。當其它文明實體起而仿效以后,只會形成對誰都不利的不合作均衡(如核均衡、貿易保護均衡)。因此西方文明的規則不能構成我們理想中的全球文明規則的基礎。但在另一方面,中國的 “ 現代化 ” 又通過其 “ 一報還一報 ” 的對策,使在囚徒困境之中的世界各國、尤其是西方諸國重新思考自己的對策,以及由它們的傳統對策形成的、自近代以來就通行于世界的規則。世界到了一個該修改規則的時候了。

        七、還會有一個死而復生的全球文明嗎?

          由文明的本質推斷,并且經驗也在證明,不同的具體文明有著許多相似、甚至共同的內容。因為它們都是從解決人類沖突的過程中誕生和形成的。孟子講 “ 仁者愛人 ” ,基督講 “ 愛你的鄰人,愛你的敵人 ” ,佛祖和穆圣也都勸人向善。對于超乎人類理性、人類無法把握的力量,盡管不同的文明的稱呼不同, “ 天 ” , “ 上帝 ” , “ 佛 ” , “ 安拉 ” 或者 “ 道 ” ,但都歸結為一種力量,稱呼上的不同其實沒有超過語言上的不同。無論是歷史上還是今天,我們能發現成千上萬的不同文明之間相安無事、互相溝通和融合的事例。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有著不同文明、不同宗教和睦相處的長期傳統;在今天世界上,在美國、俄國、中國、印度等大國中,都和平并存著許多不同的宗教;在歐洲啟蒙時期,中國的自然秩序哲學有機地融合在包括經濟學在內的歐洲人文學科之中;現代世界中,西方文明的許多方面,尤其是其科學精神,被其它文明積極地吸納。因此,文明之間通過和平方式的融合,似乎應有著堅實的和理性的基礎。

          為什么文明還會有沖突呢?除了我在第一節談過的理由外,首先應該清楚,沖突往往不是來自不同,而是來自相似性。因為相似的東西是互相競爭的。迄今為止,除了中國文明以外,文明基本以宗教為形式。宗教是以組織化和儀式化的形式實現其道德教化的功能的。一旦形成組織,一旦有具體的儀式,就要有人專業化地從事此活動,就會有一群人的利益與宗教本身相關。宗教于是就可以被看作是一個產業,它們都提供相同的產品:人們之間的和諧,就象汽車制造公司都提供汽車一樣。因此宗教之間的關系就是競爭關系。上帝只能有一個。上帝之間、或者上帝的兒子或代言人之間也在競爭。耶穌教導人們 “ 要愛自己的敵人 ” ,但他自己就是不能愛穆罕默德。一個宗教的發展就是另一個宗教的萎縮,就象通用汽車在市場中的成功就是福特的失敗一樣。然而,宗教和汽車不同的地方在于,盡管汽車制造規模巨大,其競爭卻仍可以受一國政府的規范,而宗教的規模則經常與一國相當、甚至超越國界,所以宗教之間的競爭不僅不能受到政府的規范,反而經常借用于國家的軍事力量,表現為國與國的戰爭。

          宗教所引起的沖突不過是其它產品或服務之間競爭的極端形式。只要沒有一個用強制性手段制止不正當競爭的、高高在上的政府,幾乎沒有一種產品的市場可以真正實現公平競爭。但是政府并不天生自覺地維護市場經濟規則,相反它的決策多是由各個利益集團的活動促成。根據奧爾森的理論,人數較少的利益集團更有動力去影響政府實行有利于自己的政策,這種政策多表現為限制自由進入這一利益集團所占據的產業領域( Olson, 1971)。當我們走向國際貿易時,這種情形就會被推向極端。自由貿易就是國際間承認市場規則的作用,不因一時的不利而拒絕承認這一規則。但實行這一規則要求貿易雙方的對等,一國對另一國采取自由貿易政策的條件是后者也對前者實行自由貿易政策。然而這個條件的成立是很脆弱的,只要在一國內有一利益集團由于國際市場的價格變動而受損,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他們就有可能選擇通過政府的手段,如關稅保護,來改善自己的狀況。這就帶來貿易政策的不對等,也必然帶來他國的報復。由此導致保護主義均衡。這種不合作均衡只能使各國的經濟狀況更為惡化。因而用其它手段保證一國對他國在貿易上的優勢、或避免貿易上的劣勢,就成為一種選擇,無論這種手段是鴉片還是炮艦。這必然帶來國與國、文明實體與文明實體之間的沖突。

          比起兩千多年至一千多年以前,當時先后出現了一些以 “ 復活 ” 為形成過程的高級文明,情形已大不相同。這使得解決現有文明之間沖突的全球文明的形成更為困難。首先是現有高級文明的規則已經變得更為神圣不可侵犯,各個文明本身已經可以做到使成千上萬的人為之獻身。一種文明的規則對另一種文明規則的碰撞,會導致空前慘烈的武力對抗。第二,由于世界經濟不斷地走向一體化,世界市場價格和競爭優勢的變化會引起更大的利益格局變動。它會使大國的一整個主要產業衰落,如美國的鋼鐵業。這種貿易所帶來的對一部分人的損害已變得起來越不能容忍。第三,這也許是最為重要的,就是人們憑借以進行 “ 武器先進者勝 ” 游戲的東西已經發展到了極端。核武器在原則上改變了常規武器的一些性質。第一是打擊的選擇性,核武器已經無法做到有區別地殺傷人類的個體,因而也使核攻擊本身失去通常還說得過去的道德基礎(如消滅壞人、侵犯者等);更為嚴重的是,由于核武器的這一性質,世界各國將會在核恐怖主義面前束手無策,因為各國政府不能用報復使用核武器的方式約束核恐怖主義分子。第二是殺傷威力的滅絕性。這使得博弈不能多次重復,也使得 “ 死而復生 ” 的策略無法實行。與猶太人的釘子和秦始皇的刀劍相比,今天世界上若要選擇 “ 死 ” 這一策略的代價太大了。如果核武器毀滅了全人類,還有什么文明可言呢?

          所以,全球文明的含義就是非核文明,就是能拯救人類于核毀滅之前的文明。走到這一步,文明實體才最后有可能發展成為與文明的本質(即不沖突或和諧)相一致的文明規則載體。這意味著 “ 武器先進者勝 ” 的規則的消失。實現這一步會異常艱難。因為它要求人們只承認市場規則,即 “ 出價高者勝,成本低者贏 ” 的規則,它在國際上就是自由貿易規則。但是,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發現一種外在的約束能夠使人們無論在什么情況下都自動遵循市場規則。通行投票規則的公共選擇過程不僅不能保證、反而經常侵蝕市場規則的領地,在國內,表現為對自由進入某一(些)產業的障礙,對談判程序的干預和對市場結果的否定;在國際,則表現為貿易保護主義。當貿易戰爆發之時,動用武器就是一種選擇。今天市場規則之所以還通行于世,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同的文明都多少包含了尊重自然秩序的內容,從基督教、佛教、印度教、伊斯蘭教、猶太教到中華文化。正是這些通過人們內心自律起作用的文明,使得市場經濟能夠發生和得到維護。因此,強調這些文明自身包含的這一積極因素,有可能最終約束在國際貿易中背離市場規則的行為,從而減少貿易引起的磨擦。

          但是,以宗教為形式的文明又因為上面所討論的原因而互相沖突,這就需要一種解決和協調不同文明規則的規則。很顯然,這一規則最好不采取宗教形式,從而并不創造出新的利益實體。我們知道,在文明實體中,只有一個例外,這就是中華文明。按照梁漱溟的說法,中華文明是通過倫理結構來解決道德教化問題的。這種倫理本位的方法的實質,就是強調兩兩人之間的關系。只要任何兩個人之間能夠和睦相處,整個社會就能達到和諧狀態,就如同在市場中兩兩人之間的自愿交易能夠增加整個社會的財富一樣(梁漱溟,1992)。而宗教形式則是通過個人與上帝(或安拉或佛)的關系,來建立人與人的關系,因而表現為一種等級組織。因此,中華文明與宗教形式的區別之一,就象市場與政府的區別一樣。市場關系靠自愿,等級組織則要靠強制力。中華文明的這種性質,使她有可能成為文明之間的緩沖帶和文明融合的媒介。這種角色,并不意味著中華文明要高高在上,由于她的強調兩兩關系的特點,使得她發揮著類似于市場的、非強制性的、無形的作用。中華文明的其它特點,博大的包容性,向內求索的取向,以及不以擴張為解決內部沖突的手段的和平精神(湯因比和池田大作,1985,第290-1頁;葛劍雄,1995),都會使她在緩解文明間沖突中作出貢獻。

          但是,如何形成上述全球文明的途徑是不明朗的。我們已經說過,由于進入了核時代, “ 一報還一報 ” 的策略和 “ 死而復生 ” 的策略變得不可行了。而人類往往只有在自己制造的災難真正降臨以后才能記取教訓,才能將這一災難作為真實的成本考慮到他們的策略計算中,才能由此形成新的文明。從歷史上看,如果沒有戰國的流血到秦朝的暴政,漢文明也許建立不起來;如果沒有兩次世界大戰,也不會有今天的新基督教文化。由此導出的結論,就是,只有經過核大戰,人類才能真正懂得容忍異教徒的意義。這是一個很可怕的結論。如果還會有什么全球文明的話,那一定是核后文明,即核戰爭后幸存的人們建立起來的文明,但是這個文明的代價太大了。要想避免這一后果,全人類就要采取以前從未采取過的作法,就是把未發生的事情當作已發生的事情來看待,同時各大文明都要回到當初它們創立時所曾經采取過的 “ 死而復生 ” 策略的立場上,為創建和遵循全球文明的規則不惜喪失自己一時的利益。

          就中華民族的人口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這一事實來說,中華文明應有較其它文明更大的動力來創建無核的全球文明。這其實意味著她要作出更多的犧牲。她應該率先改變西方人建立起來的導致核時代的一些規則。在她繼續玩 “ 武器先進者勝 ” 的游戲時,就不應利用武器上的優勢,來從弱者手中獲得從市場中和平等談判中所不能獲得的利益;在國際貿易中,就不應以貿易逆差為理由拒絕遵循自由貿易原則;就要以更大的包容性尊重在地球其它地方經過千百年的發展而形成的文明,而不管這些文明是否暫時對中華文明持否定或輕蔑的態度?傊,這就是一種在一定程度上的 “ 死而復生 ” 策略。

          經濟學對人的經濟人的假定并沒有把人和動物區分開來,我們同樣可以對動物的行為進行成本-收益分析。人類與動物的區別是有無理性。理性就是記憶已經發生的事情并且進行成本-收益分析,并用來改進以后的行為。這導致兩種后果。一是人們會不斷改進他們互相殘殺的技術,這使得人類不如動物;一是人們會不斷改進他們之間的關系,使他們為了他們之間的和諧可以忍受一時的損害;在極端的情形中,人類中的一些個體或一部分會為了人類整體或有利于人類整體的規則而奉獻生命,從而超出了經濟人所能解釋的范圍,這使得全球文明成為可能。文 / 盛洪

        注釋:

        [1] 在這里,合作具有較寬泛的含義,它是指一切在人們之間就互動的規則達成的一致,當然包括就競爭的規則達成的一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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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淑敏,《中國海關史》,中央文物供應社,1982。

        在本文寫作過程中和初稿完成后,筆者曾就一些具體觀點和判斷請教過 張宇燕 博士、 王焱 先生 和李博重 博士,特此感謝。理解錯誤由筆者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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