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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少數民族文學中的文化意識
        2009-04-20 來源:當代文壇

         
         
           
         
         
         


            西部地區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雜居的地區,在新世紀里,這種歷史文化基因已經內化為一種相對穩定的作家文化意識,以一種或隱或顯的方式存在于當代西部少數民族作家的作品中。西部少數民族作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解讀著這片土地的文化形態,用自己的心靈去體悟著這片土地上民眾的生活和性格。本文擬從三個方面來解讀這種鮮明的文化意識所表現出的文化特征。

          一 人物形象:“先賦角色”和“自致角色”的互動


            每一個生命降生之初,就開始了其社會化的過程,對此,人類學有這樣的表述,“就每一個人類個體而言,其誕生之初不過是一個與世界上林林總總生存著的動物相差無幾的生物體。欲使這個生物體演變為符合社會要求的文化人,人類群體便要施加種種社會文化的影響。這樣一個后天教育的過程, 在人類學中被稱做文化濡化( enculturation) ,其基本含義為:‘人類個體適應其文化并學會完成適合身份與角色的行為的過程!(許木柱著《心理人類學研究晚近的發展趨勢》,載于《思與言》13卷5期,臺北, 1976年。)這個過程是極其曲折漫長的,對每一個個體,可縱貫其整個生命歷程!

           
            ①綜觀少數民族作家的生活歷程,可以看到,相對于漢族作家來說,由于宗教、歷史、地域、經濟等多重因素的影響,少數民族作家的濡化過程是比較復雜的,他們經歷著多種文化的選擇、學習、繼承和運用過程,而承載著這些文化的語言又是多樣的,這樣一種復雜的狀態,導致了作家們角色意識的混雜,在文化場域中,他們的“先賦角色”和“自致角色”形成了互動的局面。這種狀態,正如裕固族作家鐵穆爾在其散文集《星光下的烏拉金》自序中所說“我是一個受現代漢文化教育的北方游牧人的后裔,我屬于游牧在夏日塔拉的堯熬爾鄂金尼部落,從小接觸的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化,生活在不只是一種歷史、一種群體、一種文化中!苯巧且粋習得的過程,文化人類學將人角色大體上分為“先賦角色”( ascribed role)和“自致角色”( achieved role) 。具體來說,“先賦角色”是“指一個人不是通過后天努力,而主要因出身、性別、膚色等先天因素所獲得的角色地位!
           
           
            ②“自致角色”( achieved role)是與先賦角色相對的概念,指的是“依靠自己的努力和行動而獲得的角色地位”。對于西部少數民族作家來說,“先賦”的是童年時受到的民族民間文化教育,而“自致”的是成人后受到的學院精英教育。兩者在不同的時段以不同的方式濡化著作家,在寫作過程中,這兩種文化背景同時制約和影響著他們的思維,構成了一種動態的寫作場域,這一點,在尕藏才旦的長篇小說《首席金座活佛》中有鮮明的體現,而作者的這種角色意識,其實非常明顯地體現在了人物形象的身上,如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吉塘倉活佛,在作者的筆下,他既是藏區德高望重的活佛,又是一個深謀遠慮的政治家,而且,還是一個非常有經濟頭腦的商人,所以,他在藏區具有很高的威信和口碑:“吉塘倉交際廣泛,來的客人很多,有內地請來觀光旅游做買賣的漢、回、蒙各界人士,更有草地各部落的土官頭人,還有吉塘倉所屬神部拉德的教民,前來朝香拜佛、供經供飯或到金鵬鎮出售土特產的農牧民朋友!迸c此同時,作者還將吉塘倉描寫為一個有血有肉、有情有意的正常男性,細致地刻畫了他和戀人云超娜姆凄婉動人的愛情故事。因此,在這個人物身上生動地體現出作者雙重角色的互動。作者并沒有單純地去表現人物的“神性”,而是將其置身于歷史的場景中作最貼近實際的表現,可謂融神性與人性于一體、神圣與世俗于一體。正因為進行了這樣一種處理,使得作品中的人物既超越又親切,既高尚又隨和,在神性的輝映之下,充滿了人性的光彩。我們可以將尕藏才旦稱為“學者型的民族作家”,尕藏才旦也這樣總結過自己的創作目的:首先他想把歷史小說、敘事小說和文化小說的創作合而為一,《首席金座活佛》是初次嘗試;其次,他認為藏傳佛教是藏族文化的核心內容,通過對寺院、活佛等的敘述描寫,張揚藏族文化的個性;第三是想探索安多地區的民族關系;第四是希望通過《首席金座活佛》反映安多地區藏人的歷史生活,向讀者展示藏人對生活充滿信心、對萬事西部少數民族文學中的文化意識萬物感恩的心理,從而讓更多的人熱愛藏民族和他們生活的土地。

           
            ③從他的這段自白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作者自覺地將雙重角色內化在了他的寫作之中。相似的例子出現在青海作家梅卓的短篇小說《出家人》中,在這篇小說中,作者塑造了生活在草原上的一對戀人,他們善良而癡情,作者用詩一般的語言展現了人間美好純真的愛情:“洛洛的手里握著曲桑的手。男子的手里握著女子的手。兩個不相干的世界在這個溫暖的夜幕下,漸漸合為一個完美的整體!比欢,好夢卻沒有成真,最終男子選擇了寺院作為自己終生的歸宿,愛情將成為悲劇,作者這樣描寫了兩個人分手的場面:“洛洛說:‘我能到寺里去看你嗎?’‘那不行的,寺里不允許!Uf著,伸手拭去洛洛臉上的淚珠。洛洛捋下左手腕上的一串木質念珠,把它塞到曲桑的手里,說:‘給你,拿去罷! ’曲桑知道這串念珠是洛洛家祖傳下來的,他握著念珠,那上面尚有洛洛的體溫。曲桑說:‘你已成我的施主啦’女孩兒緊緊拉住他的手,哭著說:‘別忘了我,你別忘了我’曲桑說:‘再見,洛洛,我們來世再相見吧! ’”讀之令人肝腸寸斷,想來卻有著深長的文化意味,是作者對自己所置身的民族文化的一種理性的思索,宗教文化和人文關懷水乳交融。最可惜的是結尾處女主人公寫給男子的信的丟失,用筆可謂殘酷總體上來說,作者寫作時“先賦角色”和“自致角色”之間的隱秘互動使得作品體現出一種文化的張力。而這一張力是一股具有無限潛力的民族文學生命之水,將以其豐富的營養,孕育未來的文學之花。

          二 理性認知:“族群意識”和“人類意識”的整合

          對于當代西部地區的少數民族作家而言,文化意識體現出鮮明的多元化特征。即一方面作家感覺到了比任何時候都強烈的民族文化所受到的巨大沖擊,這使得他們自覺地用文學的語言去記述文化的實事,同時使得民族作家的族群意識空前覺醒,對于自己的族群身份有了鮮明的自覺和感知;另一方面,這一時期的民族作家又不同于任何歷史時期的作家,他們面對的是全球文化趨于一元化的大背景,在這樣的背景下,西方的強勢文化形成了鮮明的優勢,而發展中國家的文化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很多民族的文化甚至瀕臨于滅絕。然而,基于經濟基礎之上的強勢文化卻不一定能夠拯救人類的靈魂,甚至使人類在精神上走向了荒蠻而不是現代。所以,一些作家開始對本土文化進行深入的思考,試圖從族群的“草根文化”中尋求治療人類精神疾患的良藥,作家們的文化意識呈現出這樣一種狀態:“族群意識”和“人類意識”的整合狀態。

          這方面比較有代表性的是裕固族作家鐵穆爾。鐵穆爾是一個具有深厚史學功底和豐富的田野作業經驗的散文作家,這樣的認知結構使得他的作品在具有浪漫的詩性氣質的同時,有著自覺的文化探索和思想追求。他力圖從民族文化中提取一種積極的因素。從文本表象來看,鐵穆爾心儀的是他的騰格里大坂下屬于他自己的蒼狼大地,所以他用自己所有的才華和熱情在謳歌這片對別人來說完全陌生的土地。在《堯熬爾之謎》中,作者這樣寫道:“草原上的堯熬爾人多是一些好客、心地誠實善良和粗獷質樸的人們?釤岬臍夂,殘酷的歷史,貌似強悍、堅忍的人民,如果深究其本質,他們像很多北方游牧人一樣,絕對是溫情、人性和浪漫的!痹凇独菄[蒼天》中他說,“阿媽每天都在帳篷邊祈禱著,她在祈禱聲中迎來日出送別晚霞。她在祈禱那云中的藍峰、燦爛的北極星、洶涌的雪水河,還有那騎著棕色公山羊的火神祖先的亡靈賦予了高山大河以生命力,它會保護、援助我們,使惡魔、強盜和奸邪之徒遠離我們。

          我們的靈魂將在四季平安、幸福。我常久久地坐在山崗上,凝望遠方蔚藍的天空。朵朵白云向遠方飄去,我知道在更遠的地方還有許多草原、群山和江河湖泊。世界一片靜謐、冷峭!钡,作者其實深知生活的現實并非如此,這里的草原只是他夢中的藍圖,所以他在浪漫中流露著理性:“夏日塔拉草原的冬天總是狂風呼嘯,暴風雪遮天蔽日。我常聽到一些熟悉的和陌生的堯熬爾人,在酒醉后因各種事故死去!比绻f,這是用一種寫意的手法在表現人類的災難,那么,在《歌謠的靈魂心靈的力量》中他直接寫出了這一擔憂:“還有多少多少寶貴的生命在那一個個超級災難中喪身, 1986年4 月26 日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爆炸,2003年的非典等等還有那些無助的童工、雛妓”所以,我們可以說,作家是理性的,他并不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者,在其思想的深處,有一種平民主義的立場和人道主義的關懷。他面對現實中的問題,在苦苦探尋解決的方式,祈求著人類社會的安寧與祥和。這一過程,可以說是少數民族作家的一種文化自覺,他們發揮自己熟悉兩種文化的天然優勢,自覺地去探索本民族文化中的進步成分,希望從中發掘出對全人類有益的精神營養。正如鐵穆爾所說:“辨明自己的民族身份和文化根源,不要失去自己的特征是至關重要的。也就是在不喪失自己民族的獨特性的前提下,一定要擺脫民族利己主義,自由地服務于全人類。知識分子的責任和義務就是要充滿同情和愛去努力了解別的文化,別的社會,然后去挖掘、表達和敘述。尤其是需要去了解那些被時下的人們所忽略和蔑視的文化和社區。當然,這樣做也許很困難,但必須這樣!弊鳛橐粋嚴肅的作家,他發下了一個做人民歌手的誓愿。應該說,在鐵穆爾的散文中,傳承著一種文化精神,而這種文化精神,正是族群意識和人類意識整合之后的結果。作出與此相類似的文化選擇的是青海的撒拉族詩人馬丁,在其詩作《穿過草原》中詩人寫下了這樣的詩句:“在那個雪夜,我們是迷途又饑寒的羊只/如果不是腰頂水桶的牧女停下腳步/如果不是母性的博愛與慈悲/我們怎么走向雪原深處的帳房/怎會有神話中的溫暖和盛典/起初是酒,舉過頭頂/青稞的精髓高于一切/晶瑩的露珠龍碗口沿/滴滴落下,落地無聲(而滴在心上,卻有純金的顆粒滾落鋼板的清脆之音) /而后是肉:整鍋的綿羊肋骨/而后是奶茶、糌粑”作者以其詩性的筆觸講述了一個感人的故事,在這個故事中,我們看到作者的伊斯蘭民族身份已經不是很鮮明,代之的是一種各民族和諧共存的視角,所以,與作者不屬同族的藏族牧羊女因為一種互助精神而閃耀出偉大的“母性的博愛與慈悲”。

          從上述兩個作家的創作我們看到了他們的文化意識帶有鮮明的整合性特征。一方面,作家在作品中細致、真實地記載了大量的民族文化實事,力圖讓文本成為傳承民族文化的載體,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文本講述的是族群記憶;但另一方面,這種講述又具有鮮明的人道主義特征,即作家的立場并不是只為某一個民族服務的狹隘的民族主義,而是試圖在文本中探索全人類共同面對的問題。這種文化意識的終極目的是一種開放、宏闊的人文關懷。導致作家們文化意識整合的原因值得我們深入探究,但筆者認為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作家們知識儲備中的宗教文化影響了這種文化意識的形成,因為,對于受過精英教育的作家們而言,宗教的文化姿態是知性的,也就是說,相對于普通的宗教信仰者,作為知識分子的作家們更多地從文化層面上去理解和咀嚼宗教文化,通過對宗教文化意義的探詢,作家們更多地思考著宗教文化對人類命運的終極關懷,這種哲學理念的形成,使得作家們將宗教文化的積極部分納入了整個人類精神發展的藍圖之中,從而形成了比較宏闊的人類視野。

          三 感情歸依:“牧人情結”和“城市謀生”的矛盾

          西部的少數民族作家大部分有著豐富的基層生活經驗,他們早年生活同以牧區為代表的田野緊緊地聯系在一起,成年后因為求學、工作來到了都市或者小城鎮,許多人因此而永遠離開了自己深愛的田野,成為“城里人”。然而,前期的牧區生活經驗和后期的都市現實歸宿之間并非是和諧統一的,相反,因為“牧區”和“城市”這兩種文化的異質性存在,給作家的內心世界帶來了深刻的矛盾。于是,對牧區生活的眷戀和對城市生活的無奈便成為他們寫作中的一條主線。當然,這種眷戀并非現實中的,而只是一種具有象征意義的虛擬想象,在這里,“牧人情結”只是一個美麗的人生理想,它給在城市深處苦苦掙扎的作家帶來一種純粹的心理安慰。

          如藏族作家白瑪娜珍的小說《拉薩紅塵》中通過對拉薩和內地城市上海之間的空間比較來表現自己的文化理想。在上海這樣一個金錢操控的城市里,雅瑪,這個骨子里向往自由和真誠的拉薩女子卻遭受了更大的人生打擊。于是,這個霓虹閃爍的十里洋場,這個世俗女人夢中的天堂,卻成為雅瑪眼中的地獄:“坐在面黃肌瘦的一群病態的陌生人中,坐在呻吟、眼淚和死亡中間,她體味著被拋棄、被遺忘的孤苦!痹谧髡哐劾,都市文化是缺乏生命力的,于是,作品中作者借徐楠之口,用一種近乎戲謔的口吻去描摹了都市女郎的行狀:“他不由想到上海的那些女孩:衣著講究,一絲不茍,在麥當勞或肯德基快餐廳,露出尖利的細牙,按雞肉的紋路一條條把肉撕下來,嚼著!边@中間的喜好是分明的,來自藏區的作者喜歡自己所歸屬的游牧文化,張揚并贊美那份來自雪域高原的純凈生活,從內心深處對局促而斤斤計較的都市文化有一種天然的抵觸。于是,拉薩成為作者心中的天堂,這里沒有爾虞我詐的銅臭氣息,只有通透清亮的拉薩河水流過世俗的生活,度化著時時有落入物質陷阱誘惑之險的人心。然而,作者卻不得不常常和自己不喜歡的城市文化有著聯系甚至于糾葛,于是,小說中揮之不去的是一種淡淡的感傷。在青海作家龍仁青的小說《人販子》中有這樣一段非常溫暖的牧區生活場景的描寫:“那一堆燃燒著的羊糞火上青煙裊裊,有著青草氣息的羊糞的香味彌漫在院子里。尼瑪的老婆達娃仍然忙碌著,那只不錯的屁股依然向著尼瑪高高地翹起著。尼瑪悄悄走過去,朝著達娃的屁股輕輕拍了一巴掌!倍麄兊膬鹤痈卢數募倨谟媱澥恰隘偟袅送,往死里睡!”這樣略帶幽默而生活質感十足的句子寫盡了牧區生活的溫暖與和諧。從這一家三口的幸福生活中我們看到了牧人是如此的勤勞而易于滿足。充分表達了作者在書寫過程中對充滿溫情的人間生活的極度重視?墒,在異化了的現代物質生活中,尼瑪讓兒子嘎瑪把別人捐獻的小課桌讓給了同學,而嘎瑪只能冒雨去同學家寫作業,于是,為了一張所謂大款捐贈的普普通通的學生小課桌,這個善良勇敢倔強的藏族小男孩竟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而他的父親尼瑪,一個公而忘私的藏族村干部,在去城里購買小課桌以告慰兒子時,因為對兒子的過度思念,以致要拉著別人的兒子回家,最終的結果是尼瑪被城里人誤認為是人販子,渾身是血地倒在了警察的拳腳之下這是都市文明對牧業文明的殘酷嘲弄,是作者對兩種文明的深度思索。

          以上的文化意識是“有意味的”,它表明當代的西部少數民族作家試圖在歷史和現實、傳統和現代、民族和人類之間找到一個最佳的結合點,這是一種積極的文化姿態,體現了民族文化在新世紀里文化適應的路徑,表現出少數民族作家的才智和膽識、氣魄和胸襟。但是,這似乎也是一個不容易突破的文學困境,承載著少數民族作家的渴望和困惑、掙扎和無奈。無論結果如何,這一以集體性方式呈現出來的文化姿態,體現出了當代西部少數民族作家在向現代性躍進的過程中所作出的一種可貴的文化努力,在當今世界文化生態整體惡化的大背景中,是一種相對積極的文學策略。這一策略的現實意義是重大的,但其過程肯定是漫長的,需要一代一代的少數民族文學工作者的努力,更需要不同文化之間的真正交流、溝通和深度理解。時下,文學生態的問題成為文化界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而少數民族文學繁榮和良性發展應該是文學生態環境中不容忽視的一個支點,值得去思考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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